黑客传奇（3）

黑客溯源

1976年2日3日，美国公开或半公开出版的《牛郎星通讯》、《家酿俱乐部新闻》等电脑报刊，都刊登了比尔·盖茨写的《致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

大约一年前，保罗和我都曾盼望着电脑爱好者队伍能够欣欣向荣。我们共同为“牛郎星”开发出了BASIC程序，虽然最初的工作仅耗费了两个月，但后续作业却拖累了我们整整一年，花费的时间如果折算为金钱则超过4万美元。

我们所得到的回应出奇的好，数百位使用者给予我们正面肯定的评价。但是，有两件事让我们觉得十分震惊和失望，第一件是这些使用者当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购买BASIC的使用权；第二件是我们收到的版税十分有限，可以说入不敷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其实电脑玩家也都知道，绝大多数使用者都是盗用这套软件的“窃贼”。请你们扪心自问：这公平吗？你们可以不盗窃软件而是去MITS公司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所做的就是阻止优秀软件目的出现。谁会殚精竭虑地去做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呢？事实上，除了我们，没有人为这个软件投过资，现实的确令人失望。

这些使用盗版的人败坏了电脑爱好者的声誉，他们应该从所有的俱乐部里滚出去。

这是比尔·盖茨向俱乐部，也是向全体“黑客”们发起的第一次挑战。这封信曾经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甚至威胁要对盖茨进行控诉。使他们特别感到愤怒的是，无非使用了复制的软件，居然都被这个比尔·盖茨称为“窃贼”。

比尔·盖茨不是“家酿电脑俱乐部”成员，但是，他的微软公司起家也是源于“牛郎星”电脑，得益于“家酿俱乐部”的积极支持。

1975年，罗伯茨因发明第一台微电脑“牛郎星”大获成功。《大众电子》曾在宣传中说，“牛郎星”将面向普通用户，采用最简便的BASIC语言编程。然而，它的存储器只扩展到了4K，专家们都认为难以支持BASIC，罗伯茨不可能拥有这种软件。

那一日，罗伯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称自己是西雅图市的交通数据公司，可以为牛郎星电脑开发出BASIC语言，并询问他是否有兴趣。罗伯茨岂止是有兴趣，如果有谁真能做成这件事，那“牛郎星”就是一台名符其实的个人计算机。一个星期后，罗伯茨又接到一封正式的信函，信中说他们已经做成了软件。罗伯茨当即按信里提供的地址打去电话，可对方答复说那儿是西雅图市的湖边中学。罗伯茨摇摇头，心想这一定是哪个调皮学生的恶作剧，正准备作罢时，子虚乌有的公司又打来长途。这一回，罗伯茨不客气了，他恼怒地大声嚷道：“如果你们真有BASIC软件，那就劳驾送到MITS，我保证在阿尔伯克基机场恭候！”他本想激出对方的真情，哪知电话传来肯定的答复：“完全可以，三周后，请您到机场接站。”

三周后，罗伯茨接到的竟然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来者说他叫保罗·艾伦（P.Allen），全权代表他的伙伴比尔·盖茨（B.Gates）。此时此刻，比尔·盖茨正在远隔千里的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消息。

这位比尔·盖茨，戴着大镜片的眼镜，一副娃娃脸。1969年，他就读的湖边中学引入一套PDP-10小型电脑终端，用电线连接着电传打字机，并按使用时间付费。比尔在这台电传机上做起他的“软件梦”，同时也结识了比他高两年级的保罗·艾伦。两人共同在电脑上写出一个“井字棋”游戏，玩得好不开心。终日迷恋电脑的后果，使学校付不起昂贵的费用，不得已对他们的上机次数进行严格限制。无电脑可玩，比尔和保罗实在技痒难忍。翻箱倒柜凑齐360元钱，捧回一块英特尔生产的微处理器8008芯片，设想做一台记录分析交通情况的小装置。就这样，西雅图出现了一家由两个中学生组成的“交通数据公司”。这种灰色盒子里缠满电线的小玩意，不知为何被好几个州的交通部门看中，为此他们真的净赚了近2万元。直到后来，比尔·盖茨考上了哈佛大学法律专业，仍对电脑情有独钟。

1974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天，保罗·艾伦在路边报亭上偶尔发现了《大众电子》配发的“牛郎星”照片，兴匆匆找到已经考入哈佛大学的比尔·盖茨。“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他对比尔嚷道，“我们可以为它编写BASIC语言。”比尔·盖茨受到感染，灵机一动想出了好主意，他对保罗说：“我们可以用学校的PDP-10机开发一种模拟‘牛郎星’的程序，然后向BASIC冲击！”接下来，两人侃出了软件框架并初步分了工。可笑的是，当他们通过电话向罗伯茨拍胸保证三周交货的时候，所谓BASIC软件还只是凭空想象而已。

好在无论是模拟还是解释程序，对两人都不陌生。保罗不到两周就干完了模拟程序。比尔·盖茨整整写了8000行的机器语言程序，又千方百计地精练压缩，设法使它能装进牛郎星电脑狭小的“身躯”。然而，越是临近完工，他们就越是紧张，毕竟没有一台真正的“牛郎星”，编写的程序能不能在微型电脑上运行，谁也不敢打包票。直到最后把保罗送上了飞机，比尔·盖茨的心仍不踏实。

跟随罗伯茨来到MITS的开发实验室的保罗更加紧张。当他终于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牛郎星”时，立即就把带来的程序纸带送进电脑的读带装置，心已经提到了喉咙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读带机还在“咔咔”地“吃”进纸带，这几分钟就像是过了好几年。突然，电传打字机轻轻地动作了一下，打印纸上印出了“READY”，标志着电脑做好了准备。他马上写了一段模拟阿波罗飞船登月的程序，交给罗伯茨打孔输入，程序果然十分准确地运行出结果。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台微电脑第一次真正的应用。

不久，罗伯茨开着他那辆蓝色货车巡回美国各大城市，为牛郎星电脑摇旗呐喊。比尔·盖茨也随行。他形容这辆叫“蓝鹅”的货车说：“它好像一个移动的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鼓励当地的人建立计算机俱乐部，有一次旅行中我还表演了歌舞。”在罗伯茨的手里，如今有了一件最能吸引观众的法宝——BASIC软件，引来各界人士纷纷解囊。也正是在这套软件成功的鼓舞下，比尔·盖茨才毅然从哈佛大学退学，1975年7月在阿尔伯克基挂出了微软公司的招牌。

几乎微软公司成立的同一时间，罗伯茨的蓝色货车也行驶到了硅谷帕洛阿托，“家酿俱乐部”的成员听到消息，一窝蜂似地涌来，把“蓝鹅”围了个水泄不通，人数超过了200人。“黑客”们惊奇地发现，罗伯茨这次带来的“牛郎星”与他们自己组装的机器大不一样——它联接了一台纸带阅读器和一台电子打字机，正在运行着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编写的4K BASIC程序，就像他们在学校使用的分时系统，可以进行各类数据处理。

幸运的很，一个“家酿”成员在罗伯茨用来演示的“牛郎星”电脑附近，发现了一卷穿孔纸带，便偷偷揣到口袋里带回自己的车库。用纸带阅读器调入电脑后，他欣喜若狂地发现，穿孔纸带上保存的竟然就是BASIC软件。他想，这么“酷”的东西绝不可自己独占，一定要与俱乐部同仁们共同分享才对。那时的电脑界，特别是电脑业余爱好者内部，根本没有复制软件还要付费的习惯，于是，在“家酿俱乐部”的聚会上，很快就出现了一大箱复制的程序纸带任人取用。渐渐地，BASIC程序像病毒一样，不仅传遍了“家酿”，而且在其他电脑俱乐部之间扩散。没有人出过一分钱。

比尔·盖茨闻讯后气得几乎发疯，《致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就是他射向“黑客”的第一发炮弹，愤怒地把过去的朋友叫做“窃贼”。他可能已经忘了，自己原本也是这一代“黑客”部落中的一员。

比尔·盖茨曾经回忆说：“在电脑中心公司倒闭后，我们寻遍全校，想发现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脑。”他指的是湖边中学那段难忘的日子，那时候他还在读八年级。而电脑中心公司（CCC）是华盛顿大学的4位毕业生创办的公司，他们租用了几台DEC公司的PDP-10小型电脑，从事电脑计时服务业务，其中一个终端，就安装在比尔·盖茨读书的湖边中学。

史蒂夫· 拉塞尔（S.Russell），CCC公司派去照看中学生们上机的电脑工程师，对比尔·盖茨的“黑客”行径记忆犹新：

比尔·盖茨那年虽然只有13岁，但拥有将近一年的“机龄”，早已是电脑高手。他很快发现了PDP-10内保存的各种有趣的程序。每当公司推出一个新的软件，他就与同学们偷偷闯进去大闹一番，最后终于突破了PDP-10的防御系统，进入到CCC公司的财务档案中。从这些档案记录里，比尔·盖茨找到了他们所用的电脑机时帐单，轻而易举地改写了帐目，以便减少自己的租金。这种行为，似乎比使用盗版软件更适合用“窃贼”来形容。正当比尔们为自己的“创举”得意洋洋之时，CCC公司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这位未来的“世界首富”只好垂头丧气地走进校长办公室，接受“6星期不得接触电脑”的惩罚。

拉塞尔认为：“盖茨和保罗在那群孩子中很突出，因为他们的狂热，似乎比别的孩子更有兴趣去攻破电脑系统。”他常常借些电脑手册给比尔和保罗看，讲明第二天早上必须归还。两个孩子只好晚上不回家，通宵达旦地读这些枯燥的手册。到后来，拉塞尔甚至鼓励盖茨他们去攻打电脑防线，因为只有发现系统的安全漏洞，才能有效地堵住漏洞。DEC公司为PDP-10设计了一套缜密的防护系统，CCC公司又加了一道“安全锁”，拉塞尔很想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攻破层层设防的防护程序：“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防护系统的‘臭虫’，尤其希望让盖茨去试一试。依我看，这不叫非法闯入，他没有偷我们什么东西，而是会告诉我们他所发现的漏洞，然后我们马上进行补救。”

30多岁的拉塞尔不仅是著名的电脑专家，也是第一代老资格的“黑客”。

60年代初，拉塞尔曾经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电脑程序员，跟随约翰·麦卡锡教授在人工智能（AI）实验室工作。后来，麦卡锡教授转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AI实验室，他也随同来到帕洛阿托，1968年才北上西雅图受雇于CCC公司。

麦卡锡教授不仅发起了达特默斯人工智能会议，跻身于“人工智能之父”的行列，而且率先提出“分时系统”概念，使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电脑终端。然而，据MIT计算机实验室主任、当年计算机系的学生迈克尔·斯图佐斯（M.Dertouzos）在《未来的社会》一书里回忆，当年他们使用大型主机终端仍必须区分优先等级，如果主机已经被某位教授登录，学生的终端便被立即断开，键盘也被死锁。“我们恨得牙关紧咬，想入非非，亟想报复。”

第一个报复行动出于一位名叫本·比特迪德尔的18岁小伙子之手。他一怒之下潜入计算机机房，找到了存放在那里的用户名单和优先权记录。这位“罗宾汉”迅速破译了口令，然后把优先权给颠倒过来，让教授排在了学生之后。第二天，同学们高高兴兴地登录上电脑，而教授们却统统被关在了“门外”。为此，本·比特迪德尔受到校方并不太严厉的处分，而他的行为却带动了学生们继续冒险，不久后，MIT的计算机文化孕育出一大批狂热的电脑迷，他们称自己为“黑客”（Hacker）。Hack的意思为“乱劈、乱砍和肢解”，引申为干一件非常漂亮的工作。Hacker即“肢解者”和“捣毁者”，这个名称意味着他们要彻底“肢解”和“捣毁”大型主机的控制。在MIT校园俚语中，“黑客”也有“恶作剧”之意，尤其指那种手法巧妙、技术高明的恶作剧。

MIT另一位教授这样描写道：“在这电脑桌前，你常常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富于智慧，外表蓬头垢面，但目光深邃，手臂和手指出于一种准备随时击键的状态，视线紧盯着键盘。他们会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直到昏昏欲睡。有时候，他们会睡在资料堆旁的行军床上，那皱巴巴的衣服，脏兮兮的面孔，乱蓬蓬的头发，都表明他们生活在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中，这就是黑客。”生活在这种境界里的“黑客”们，敢于打破一切常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表明：房间设门的目的就是要打开它；设计密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开它；设立限制的目的就是要克服它。他们在MIT的“计算机世界”里随心所欲，能够以高超的技术本领修改任何电脑上的代码，经常通宵达旦地编写各种“无法无天”的程序。

拉塞尔当年就是这群人中间的佼佼者。1959年，DEC公司推出PDP-1小型机配置了圆形屏幕的显示器，奥尔森把首批PDP-1中的一台送给了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拉塞尔认为科幻游戏或许更能发挥出PDP的优点，便与格拉兹（S.Graetz）和考托克（A.Kotok）一起，于1961年共同编制出世界上第一件电脑游戏程序——“空间大战”。卷入这场“空间战争”的是两艘飞船，每艘飞船都装备着31枚导弹，可以由玩家操纵相互攻击，可以向对方投弹、发射导弹，也可以随意控制自己飞船的航向。

“空间大战”首先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然后整个麻省理工学院都成了“玩家”聚集的赛场，狂热的学生们甚至建立了一个“空间大战”研究协会。同时，这所大学也是早期“黑客”们显示智慧的天堂——他们竞相比赛，不仅要成为“空间大战”胜家，而且希望能够在电脑上开发出更多更“酷”的玩艺。一位“黑客”编写出系列象棋程序，让他的程序击败了某位反对人工智能的批评家；另一位“黑客”编写的程序能够计算出从纽约中心到达每一地铁车站最快的路线。他们甚至“发明”了在分时系统网络里给别人留言的办法，因为每一个“黑客”都希望其他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事情。据此，有人认为这就是电子邮件（E-Mail）的雏形。以“黑客”的“断代史”分析，麻省理工学院的早期“黑客”属于第一代，他们发动了一场有实用价值的计算机应用程序革命。

60年代中期，麦卡锡把他的人工智能大本营迁到西海岸。“空间大战”也伴随麦卡锡的追随者传到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起源于MIT的“黑客文化”开始弥散到美国其他大学校园里。除了MIT之外，斯坦福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高校也成为“黑客”聚集的新基地。“黑客文化”逐渐向商业渗透，许多“黑客”进入到像施乐公司那样的企业，更多的人建立了自己的电脑公司。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邓尼斯·里奇（D.Ritchie）、鲍伯·弗兰克斯顿（B. Frankston）、伊凡·苏泽兰（I.Sutherland）和理查德·斯德尔曼（R.Stallman）等，他们都是第二代“黑客”的代表人物。

邓尼斯·里奇最初的贡献是开发了UNIX操作系统软件。他说，这里有一个小故事：他们答应为贝尔实验室开发一个字处理软件，要求购买一台小型电脑PDP-11/20，从而争取到10万美元经费。可是当机器购回来后，里奇与他的合作者肯·汤姆森（K. Thompson）却把它用来编写UNIX系统软件。UNIX很快有了大量追随者，特别是在工程师和科学家中间引起巨大反响，推动了工作站电脑和网络的成长。里奇后来还发明了C语言，为此，他获得了1983年度计算机界最高奖——图林奖。鲍伯· 弗兰克斯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资深黑客”。1977年，他协助哈佛大学研究生丹·布里克林（D. Bricklin），用借来的苹果Ⅱ型电脑，以汇编语言改写完成了一个名叫VisiCalc的商业软件，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电子表格软件。伊凡·苏泽兰也是MIT的博士生，1962年，他提交了一个著名的《画板》软件，其互动式电脑制图的构想犹如给全世界投下了一枚炸弹，开创了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的崭新领域。1988年，美国计算机学会授予他图林奖，苏泽兰也是举世公认的“虚拟现实之父”。理查德·斯德尔曼曾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从事软件开发，1984年发起成立自由软件基金会，成为国际自由软件运动创始人和精神领袖，至今仍在为真正的“黑客精神”而不懈地奋斗。

以“家酿电脑俱乐部”为代表的“黑客”属于第三代，他们中间的典范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等人，如今早已跻身于主流社会，成为IT业界的英雄楷模。史蒂夫·利维在其著作《黑客：电脑革命的英雄》中，为前三代“黑客”们总结出一个“道德准则”，内容包括：“通往电脑的路不止一条；所有的信息都应当是免费的；打破电脑集权；在电脑上创造艺术和美；计算机将使生活更美好”等条款。如果“黑客”的继承者们真的能够遵照这些“准则”，循规蹈距地实践下去，“黑客”的历史可能会被改写。不过，那样一来，“黑客”也就不成其为“黑客”了。

以下的故事，正如洛夫纳、马可夫在《电脑黑客》一书里指出的那样：“到了80年代，新的一代盗用了‘黑客’的名称，在新闻界的推波助澜下，黑客成了社会大盗和电子窃贼的代名词。公众对黑客的印象也由此改变，他们不再被看作无害的探索者，而是阴险恶毒的侵略者。”我们将会看到，早期“黑客”的英雄神话是如何逐渐地消解，新一代“黑客”如何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