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IPTO的接力棒传到鲍勃·泰勒手中后，离互联网络诞生的日子已不太遥远。【互联网传奇】
第三章 阿帕之灵
当IPTO的接力棒传到鲍勃·泰勒手中后，离互联网络诞生的日子已不太遥远。
虽然有报刊说他是互联网真正的创立者，但鲍勃·泰勒却从未获得过“网络父亲”一类的桂冠，或许他只是“无冕之王”。
与立克里德一样，泰勒也是心理学专业出身，早年毕业于德州大学实验心理学专业，对心理学泰斗立克里德的仰慕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这位德克萨斯州牧师家庭的孩子，没有加入父亲的传教队伍，16岁那年考进德州大学，从学士到硕士，学的都是心理学，选择的心理声学方向与立克完全相同，主要研究大脑和听觉神经系统。1963年，他惊喜地收到了一份由立克里德亲自发来的邀请，请他参加国家太空总署（NASA）一个研究项目。立克告诉他说，已经看过他写的论文，写的还不错，立克的赞扬真让他喜出望外。当得知立克转向计算机研究后，泰勒马上跟进学习这种新的工具。
立克在“阿帕”呆了两年，泰勒正遵照立克的指示在NASA做项目，并且想方设法地寻找机会尽快调到“阿帕”。可当他如愿以偿调进“阿帕”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立克却已经转到了BBN。泰勒后来回忆说：“我离开NASA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一直赞同立克里德的交互式计算的观点，他在1960年写的有关人与计算机共生关系的文章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我一直感到，立克里德提出的计算机研究理论最终是会产生结果的。因此，我对计算机的兴趣越来月大，同时渐渐失去了对人脑研究的兴趣。”
好在伊凡·苏泽兰十分看重泰勒的能力，当即委以重任，让他当了自己的副主任。两年后，又把主任的位置让给了这位34岁的小伙子。苏泽兰没看错人，泰勒确实具有非凡的组织管理能力，他不仅目光敏锐，善于提出创新项目，而且善于发现创新人才，把他们组织团结在IPTO周围。在IPTO工作期间，他全盘接受了立克里德的思想，同时“接管”了“星际网络”的所有“祭师”。虽然“阿帕”隶属于国防部，但它并不受军界约束。“没有人要求我们的研究课题必须与某一军事项目有关，但我们通常在没有人授意的情况下，注意瞄准国防部的技术问题，因为这类问题也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其他部门试图努力解决的难题。”泰勒说。
主机，以便他与立克的“祭师”们随时交流信息。可笑的是，这3台终端机分别属于3种不同类型的大型电脑， 必须使用3套不同的操作系统和上机步骤，常常把泰勒弄得头昏脑胀。一不小心，便混淆了上机后必须键入的一连串的不同指令。泰勒恼怒地说：“这就像一间小破屋里乱糟糟地开着好几台电视机，同时播放着不同频道的节目。很明显，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活宝联到一块去。”
1966年2月某一天，泰勒终于走进隔壁“阿帕”继任署长查尔斯·赫兹菲尔德（C.Herzfeld）的房间，大胆提出一个联网项目的建议。项目启动的过程，就像世界第一台电脑ENIAC项目启动那样带有戏剧性色彩。
泰勒向署长汇报了他的联网计划，建议由“阿帕”出面创建一个小型的试验网络，先搞4个节点，然后再逐步扩大。泰勒讲的很简练，其中最能打动赫兹费尔德的，恐怕就是网络的可靠性：一旦建成了这种由多条通道构成的通讯系统，即使发生了战争，即使某个节点被核武器炸毁，国防部下达的命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节点传送，军事通讯依然畅通无阻。 “这件工作困难吗？”物理学家出身的赫兹菲尔德询问道。 “没问题。我们早已想好了怎样去做。”泰勒以他一向的率直拍着胸。 “很好，”赫兹菲尔德看也不看泰勒，接着说，“你已经拿到100万，去干吧。” 走出办公室， 泰勒低头看了看手表：“我的天，20分钟就到手100万美元。要知道，项目计划八字还没有一撇啊！”他乐不可支地自言自语。 不管怎么说， 从这一刻起，泰勒提出的联网项目，也就是后来被称为ARPANet的“阿帕网络”，就这样由“阿帕”正式启动，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据《旧约全书》“创世记”记载：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之灵行走于水面。/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它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事情就这样成了。
为纪念“阿帕网”诞生20周年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丹尼·科恩（D. Cohen）——另一位网络先驱人物即兴赋诗，摹仿《圣经》“创世记”的口气写道：
起初， 阿帕创造阿帕网。/阿帕网空虚而黑暗，/阿帕之灵行走于网面/阿帕说，要有一个协议/就有了协议， 阿帕看它是好的/阿帕说，要有更多的协议/于是就有了，阿帕看它是好的/阿帕说，要有更多的网络/事情就这样成了。 或许，“上帝”创造世界就是这样简单和不容置疑。但是，由鲍勃·泰勒揭开序幕的“网络创世”却远非如此。
将计算机相互连接构成网络，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上述“分时系统”——以带键盘的显示器或电传打字机构成终端，远程操作主机，“把时间分成片段”共享这台机器的资源。这种操作方式也可以叫“遥控”方式。
早在1940年9月，美国数学学会在达特默斯大学召开学术会议，“数字计算机之父” 乔治·斯蒂比兹（G. Stibitz）当着冯·诺依曼等数学大师的面，第一次公开演示如何遥控操作他发明的M-1计算机。与会者惊奇地看到，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达特默斯大学所在地汉诺威，潇洒自如地操纵远在纽约的M-1做复数运算，结果即刻通过电话线由会场里一台打字机输出。这一次成功的演示，标志着人类社会实现了计算机远程控制。“遥控”加上“分时处理”的电脑终端，在立克里德管理IPTO时，已经在美国各地大学里遍地开花结果。
电脑网络进一步的发展，是将两台不同类型的电脑相互连接，实现相互通讯。率先完成这项工作的，居然又是一位心理学博士、立克里德教授的得意门生托马斯·麦瑞尔（T. Marill）。看来，在研究人脑的心理学与研究电脑的计算机科学之间，似乎存在着什么天然的联系。
麦瑞尔1929年出生于德国柏林，在法国巴黎完成了中学教育。1941年，麦瑞尔远涉重洋到美国继续求学，1953年硕士毕业考进MIT，跟随立克里德和心理学大师米勒，从事认知心理学方面的数学模型研究。1956年获得心理声学博士学位。
有趣的是，与许多师从立克的学生一样，麦瑞尔后来也转向了电脑网络领域，直接参与林肯实验室的SAGE工程。他曾说过：“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至少在心理学界是如此。”当他的导师前脚走进BBN，麦瑞尔后脚便跟了过去，就任了该公司计算机研究部门主任职务，这个部门高手云集，曾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小型电脑分时系统，能领导这个部门足见麦瑞尔的技术功底。
1965年，麦瑞尔开始不安心于在BBN为别人“打工”，便自行创办了一家小型软件公司，名称起到很大，叫做美国计算机公司（简称CCA），主要从事数据库管理开发业务。第二年，公司的主要股东突然撤资，麦瑞尔不得不寻找新的项目。他找到鲍勃·泰勒游说，提议由他的公司来进行一项新的联网实验，把林肯实验室的TX-2，与那台让立克里德到“阿帕”就职的Q-32电脑连接起来。
Q-32是巨大而笨重的大型机，它是IBM公司为空军战略指挥设计的专用系统，安装在加州圣莫尼卡市，距林肯实验室所在地数千里之遥，横跨美洲大陆的联网计划有相当的难度。泰勒拥有的三个终端之中，就有一个是属于Q-32的“臣民”，他当然不放心把单独这项工程交给一家小型公司承包，要求麦瑞尔必须与林肯实验室合作。林肯实验室历来鼓励创新，大力支持麦瑞尔的设想，打算为他派来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帮助主持试验。
麦瑞尔与这位工程师本来就是好友，岂有不同意之理。他俩迅速拟订了一个方案，向电话公司租用长途电路传输信息，然后在电路之间加装调制解调器，也就是我们现在上网常用的“猫”（MODEN）。从TX-2发出的数字讯号，首先经过“猫”转换为声音模拟讯号传输出去（调制），然后再由另一端的“猫”还原为数字讯号（解调），以便Q-32接收。反之也一样，因为他们租借的电话线路是所谓“双工式”，允许双向传输讯号。为此，麦瑞尔专门设计了一个程序，让TX-2电脑发出一种讯号，然后再传回来，以检验对方是否已经收到。麦瑞尔把这个程序命名为“协议”（Protocol），一位同事诧异地问：“协议？简直牛头不对马嘴，我还以为这是你与空军之间的外交礼仪呢。”麦瑞尔回答说：“我指的就是电脑之间的‘外交’啊！”
1966年，在泰勒的资助下，麦瑞尔和这位林肯实验室的“杰出”工程师一起，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试验。虽然两台不同类型的电脑初步实现了“交谈”，但结果“糟糕得一塌糊涂”。通讯时间和可靠性都不能满足要求，不到1分钟就出现了传输错误，但毕竟首次证明了远程联网的可能性。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记住了麦瑞尔的名字，直到1985年前，他一直是CCA公司总裁兼CEO。退休后仍不甘寂寞，又返回MIT，在人工智能实验室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反而更加忙碌了。
泰勒有了100万美元，下一步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找一个项目主持人，这个人不仅要通晓计算机技术，还必须精通远程通讯，能够始终贯彻立克里德的伟大思想。泰勒心中已经有了一个人选：MIT林肯实验室高级研究员拉里·罗伯茨（L. Roberts）。
拉里·罗伯茨就是林肯实验室派去为麦瑞尔主持联网试验的那位“杰出工程师”。
然而，罗伯茨此时正在从事电脑图形方面的研究，偶尔也考虑如何改进联网性能，压根没想到“阿帕”正在打他的主意。当泰勒首次登门拜访请他出山，出于礼节，他委婉地回绝了对方的盛情邀请。泰勒仍不死心，不久后再次前往林肯实验室，甚至暗示说罗伯茨将出任下一任IPTO主任。罗伯茨只好明确地告诉泰勒，他不愿去华盛顿当什么技术官僚，能在林肯实验室工作，是他人生最佳的选择。
泰勒通过其他途径继续做工作。几乎每个月都要给罗伯茨打电脑，至少有6次遭到罗伯茨的拒绝。同时，泰勒也愈来愈了解罗伯茨的为人。这是一个性格内向、含蓄沉默的人，但干起事情来却表现出毫不拖泥带水的爽快。罗伯茨那年才29岁，父母均为耶鲁大学的化学家。他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从学士、硕士直到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在林肯实验室工作。林肯实验室的人都知道，罗伯茨学习新知识非常快，一本新书10分钟就能读完；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具备组织和管理才能，主持的科研项目大都能高效率地完成。
罗伯茨第一次接触电脑还是在MIT读书期间，他利用暑期到计算机中心打工，人家分派给他的任务是用16进制代码编写程序，繁琐的编码使他对那次“痛苦”的经历记忆犹新。在林肯实验室工作期间，同样是立克里德博士，鼓励他继续从事电脑和网络研究。罗伯茨在TX-0电脑上开始系统自学计算机技术，继而成为行家里手，甚至为后一代机型TX-2写作了操作系统和分时系统。在回忆录里，罗伯茨写道：“我常在呆那里，一旦有机会进入那个房间，就立即上机。那一年，我花了760个小时左右，常常连续数小时泡在机房，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也为TX-2电脑开发了各种程序设计语言，并在神经网络理论指导下，编写出手写体文字识别软件。当卫斯理·克拉克因为别人不允许他把猫带进实验室大楼，发生争吵愤而离开MIT后，罗伯茨就主动挑起了管理TX-2电脑的重担，当时他还只是研究生，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越是了解罗伯茨的能力，泰勒越是感到阿帕网技术领头人非罗伯茨莫属。他甚至跑去找立克里德征求意见，立克向他推荐的人竟然也是这位罗伯茨。泰勒下定决心，哪怕采取“强迫”手段，也要逼罗伯茨“出山”主持大业。
对于泰勒给出的这份工作，罗伯茨也并非完全没有动心。他曾向自己的同事和挚友雷纳德·克兰罗克（L .Kleinrock ）征求意见：“雷，你说我应不应该拿到这份工作？我能做好吗？”克兰罗克激动地鼓励他：“拿下它，你千万不要错过机会！”
但是，罗伯茨仍然犹豫不决，再次拒绝了泰勒的恳请。
罗伯茨后来回忆说，他“基本上是在受到泰勒的‘勒索’后，才被迫前往ARPA任职”的。那天下午，林肯实验室主任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吞吞吐吐地动员他去“阿帕”，说什么那里对他将有一个更好的前途等等。看着主任为难的模样，罗伯茨心里明白了，他没有办法再与主任争辩，只得无可奈何打点行装，离开了熟悉的林肯实验室，于1966年12月赴“阿帕”任职。
泰勒微笑着说明了实情：为了“请到”罗伯茨这位高人，他最后竟使出了“杀手锏”，找ARPA署长赫兹菲尔德求助。
泰勒这样对署长说：“查尔斯，我们经费的一半都给了林肯实验室吧？难道你就没有办法让这个拉里来为我们工作？”
赫兹菲尔德听完后，立即拿起电话。不一会儿功夫，他转头笑眯眯对泰勒讲：“让我们等着瞧吧。”
听完泰勒叙述的“故事”，罗伯茨只好苦笑着摇摇头：“简直就像是‘绑票’！”
泰勒哈哈大笑起来。这就是网络史上“三顾茅庐”的一段趣话，阴错阳差之间成全了罗伯茨这位“阿帕网之父”。
罗伯茨风风火火地上任，果然不负众望。他雷厉风行地调度人马，设计项目方案，不到一年时间，就提出了阿帕网的基本构想。随着计划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罗伯茨在描图纸上陆续绘制了数以百计的网络连接设计图。
阿帕网成功的关键是连接速度，网络反应时间不能超过1秒钟。罗伯茨本人特别重视速度，据说，他曾经对五角大楼内部所有走廊进行测量，绘制成地图，然后找出“最短的路线”，以提高走路的速度。人们把这些“快速捷径”戏称为“拉里路线”。为了找到提高网络速度的办法，罗伯茨向许多专家作过咨询。国家物理实验室罗杰·桑特雷伯里建议他建造更高速的线路；但也有专家告诉他，未来的网络需要有一个集中式的控制中心，就像电话交换枢纽那样。这个中心最好设在美国的中心位置，例如奥马哈地区。对于桑特雷伯里的建议，罗伯茨非常赞同，因此，阿帕网后来采用的是一种能每秒传输50K字节的专用线路，而不是常规的电话线路。对于集中式网络的说法，罗伯茨却没有表态，他还需要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1967年初，泰勒召集以罗伯茨为首的阿帕网主要研究人员，也包括立克里德“祭师”们，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Ann
Arbor）召开大会，共同研讨阿帕网的设计问题。会议上，罗伯茨首次提出了他的初步构思：分时系统加电话拨号，以连接不同类型的大型主机，就像他们在林肯实验室曾做过的试验那样。这些大型主机既向整个网络提供自己的资源，负责计算和数据处理；同时又承担每个节点的通讯调度工作。
安阿伯会议始终吵吵嚷嚷：不同类型主机，各操不同的“方言”，它们如何能够兼容？我们又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给别人共享？与会的多数人，对罗伯茨提出的方案持怀疑态度。有反对意见是预料之中的，罗伯茨没有过多地争辩。
然而，会议即将结束时，罗伯茨接到一个纸条。他抬头一看，递条子的人是他过去的同事，TX-0电脑发明人卫斯理·克拉克。
罗伯茨看了看纸条：“你把事情全给弄颠倒了。”
怎么啦？连克拉克都反对他的方案？罗伯茨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