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春秋
生活杂志

面对藏经洞
张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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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敦煌之前，我就对这个神秘的藏经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应该说，作为“世界八大奇观”的莫高窟，它的闻名于世并非是因为那些佛像和壁画，更主要的是这个20世纪初被发现的藏经洞。历史上的战乱和当政者的好恶，使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字历史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图书资料残缺不全，面目全非，幸好有这样一处藏经洞得以保存，却又不幸散落到了国外。

对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多数论者指责他罪不容赦，好端端的一个文物宝库，竟毁在他的手里，洞里一多半的文物精品被他窃卖一空。但是王圆箓身为一个无知愚昧又贫穷的道士，实在又承担不起如此大的罪责。

中国例来就是以权术，而不是以学识取仕的，当官的兴趣只在于贪财享受，为了发财是不惜砸了佛像当废铜卖，拆了祖宗牌位当劈柴烧的，国家的财富如果不搬到自己家里从来就不知道珍惜。一大批稀世瑰宝因为无人识货，只好交由王道士处理，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1906年，在藏经洞被发现的6年之后，一个个外国探险家闻风而至，他们辗转来到荒凉的敦煌，从王圆箓手里连哄带骗，像买废纸一样将宝贵的文物盗运出国。洋人对遗书的重视引起了国人的注意，1909年，另一位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将他窃得的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公开展览，这才将藏经洞的发现公诸于众。长期无人问津的经卷外国人一说好，立刻惊动了朝廷，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偏僻的敦煌还有如此珍贵的文物，于是一纸电令发到敦煌，对洞里剩余的东西进行封锁，严禁外运，适时运往北京。孰不知此时文物已去之大半，而接下来长途运输带来的损失较之洋人的盗窃更为严重，遗书在途中几近处于无人看守，任其丢失的状态，大小官吏和看守层层窃取，运到北京时只剩下八千六百多残卷了。

敦煌遗书在藏经洞里经历了上千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而一旦到了世间立刻遭到浩劫，变得散缺不全。这种窃取文物的黑锅岂能让王圆箓一个人来背？那些满朝官吏在干什么？那些学人精英在干什么？王圆箓只不过是一个愚昧无知的道士，对无知者的行为我们不能过于苛责，就像我们对待一个儿童犯下的错误。他的罪过只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发现，以不适当的手段处理了这些珍贵的遗书，他做过努力而没有得到回应，连那些有识之士都认识不到遗书的价值，对国宝的流失不致一辞，让一个无知的道士又能何为？王圆箓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愚昧的群体，一个同样落后无知的民族！试想，如果不是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赶上几十年后的“文革”浩劫，文物是否会被当作“四旧”而付之一炬呢？陈寅恪先生曾痛呼：“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反省这段历史，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单单责怪王圆箓，拿一个愚昧的道士祭刀，实在是我们的耻辱！

不管怎么说，这些“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的经卷绝大部分还是保存下来了。散落到国外不知是它的幸与不幸？从国家的角度看的确是损失了，好端端的祖上宝物被人家白白拿走，竟连点外汇都没换到。但是从保留人类文化遗产的角度讲，我们又似乎稍稍能得到点安慰，不管经卷是存在大不列颠，还是法兰西、俄罗斯的图书馆里，它总算没有毁掉，只是暂时不能物归原主罢了。

人们对王圆箓的责难，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观念，宝物宁可毁于家奴，不能让于外蕃。但是对文物来说，保存的价值无疑永远要胜过毁灭！在我们痛心疾首的同时，是否会为它的留存于世而感到一丝庆幸呢？据说陕西咸阳的秦始皇陵早已勘定，只是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暂不开掘，我想，这才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