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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著名编剧、导演，由他编剧和导演的电视剧多达近二百部（集），其中他策划并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快乐编剧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2003年5月，笔者在就此事采访王超先生时，谈及著名学者余秋雨，作为余先生的学生，王超颇动感情地说：“在我人生的重要路口，先生曾给过我三次重要的帮助，如果没有那三次。我不敢想像我的人生该是个什么样子！”这句话引起我浓厚的兴趣，于是，在 完成预定任务之后，笔者又就此进行了采访。
下面是王超先生的自述。
一
1984年5月，我正在山东艺术学院导演进修班学习，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业招收干部专修班的消息，渴望进一步深造的我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赶赴上海参加考试。然而到上海后，有人却告诉我说导演专业要在次年的春节后才能开学，比一般正常的开学时间整整晚一个学期，更要命的是，我还听说导演班要优先录取来自剧团的考生，而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是文化馆。虽然此事未经官方证实，但这个消息仍然让我倍感沮丧 。就在我打点行装准备回家的时候，无意中又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上戏还招收一个叫做戏剧理论的专业，而带班的老师，是一位中年人，叫做余秋雨。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我顺手找来一本余秋雨写的《戏剧理论史稿》看，不看则已，一看进去，就一下子被它深深吸引。这虽然是一本理论著作，却语言精美，既有着散文的优美又有理论的厚度。那么枯燥的理论，在他的笔下，仿佛获得了鲜活的生命，燃烧着，跳荡着，让人爱不释卷，让人心旷神眙！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而又如此吸引我的理论美文，于是，我当即作出决定：改考戏剧理论专业。
经过紧张而又投入的复习，这年八月，我以专业第十三名的成绩被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理论专业录取，成为了余秋雨先生的学生。
然而就在我怀着极大的喜悦踏进上戏这个全国戏剧学子倾慕的艺术殿堂后 仅仅3天，命运却和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在学校对我们这些新生进行身体复查时，因为发现我“转氨酶”较高，怀疑我的肝有问题。我知道自己绝对没肝病，因为来学院之前，我自己做导演拍摄了一部电视剧，从资金到人员、设备全部由我一个人筹备和负责，惫累之极。我怀疑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转桉酶”的升高，认为休息一段时间既可恢复。可无论我怎样申辩，我还是被学校按肝炎疑似病人隔离了。那段时间，我被关在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不让我去上课，不让我和任何人来往，去餐厅吃饭也要坐营养专席--那是一个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地方，所有人都象躲避瘟神似的远远躲着你，没有人跟你说话，几乎所有投来的目光都充满了鄙夷、厌恶和某种程度的恐惧……这时我又得到消息，如果我一旦被确诊为肝炎，我就会被退回原籍。这不啻是晴天霹雳，一下把我打蒙了。我16岁下乡，18岁进厂，19岁参军，后来转业时因为酷爱文学并小有成就被分配到一家县文化馆。而为了求学深造，我放下刚刚出生的儿子，产后虚弱的妻子，还有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升迁的机遇……然而用这一切换来的求学机会，眼看着就要付诸东流 ，我却丝毫没有办法。心中滋味，可想而知！这还不够，学校迟迟不发学生证，一星期要抽一次血，一次若高再抽三次……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负重累累，惶恐不已。每时每刻都处在提心吊胆之中。生怕让我休学，更怕学校将我退回原籍。那段时间，可谓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撑下一个学期，回到家中，人已脱形，整天恍恍惚惚，象得了大病似的。家人既心疼又害怕，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回上海。但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回去。因为近而立之年的我已经开始明白，人生际遇，失不复得，如果失去一次，可能意味着将要失去无数次。于是，在病情稍稍稳定之后，我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乘上了回沪的火车。但比法定开学时间，晚了整整半个月。
谁知就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竟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我一生的大事。原来，由于我上学期的表现，由于肝炎还没排除，由于我晚来15天，学院决定要我退学。因为按学院规定，学生返校时间超过法定15天，那就要勒令退学。而当系里的有关领导找到我的带班老师余秋雨商量让我退学的事时，余先生对领导说，王超以他二十六七岁的年龄，考上大学是不容易的，我相信王超他没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决不会无故不归，因此，我不同意！在余先生的坚持下，学校终于做出了让步……
二
这件事我原来并不知晓，是我们班的班长在一次与我的谈话中无意透露给我的。我不知该怎样描述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在听完班长的述说之后，我立即向先生的办公室跑去，我想我见到余老师，我要说很多话，我要为他的这种宽宏，为了他对学生，对人的深深理解，表示我深深的感激和谢意。但不知为什么，真面对余老师时，话还没说，脸上早已泪渍满布，一肚子的话，根本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只对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转身跑了出来。我不是个爱哭的人，我当过兵，知道什么叫坚强，但那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放声痛哭了一场。
我至今深信，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余先生对我的深切理解和挽留，我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学业，而且还会失掉对未来的信心、对事业的追求，甚至包括生命的意义。在此之前，也许是因为长期处于被隔离、处于另类的状态，再加上我经受了过多的冷漠和歧视，我曾一度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怀疑真情和友爱的存在，但经过这件事，我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有别于过去的全新认识和真挚感受！
不久，曾经让我吃尽苦头的肝病嫌疑被排除。这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焦虑、恐惧、紧张的状态中，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整夜的失眠几乎让我失去了正常人的思维，更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书看不下去，提笔写东西根本就不知从那儿写起。我大量的吃安定，大量的吃补品，早晨跑步晚上到黄浦江去散心，可根本不管用，脑子里一天到晚一片迷离、混沌，白天也是晚上，晚上也是白天，让我苦不堪言。这件事不知怎么被余先生知道了，一次他找到我，听完了我坦诚的诉说之后，对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能理解你。”紧跟着又说：“王超，你记住：没有一个怕失眠的人不失眠，没有一个不怕失眠的人失眠。”先生走后，我反复玩味这两句话，尤其这第二句，每当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反复去想这句话，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这种回想中，我狂躁的心会渐趋宁静，慢慢的，折磨我多时的失眠症竟然这样神奇的不治而愈。
1985年10月，我突然接到了原单位的通知，让我回去办一个“第三梯队”的手续，说经过局领导研究，决定发展我成为局里的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如果顺利的话，等我毕业之后，我可以回到原单位去做副局长。这肯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应该说也充满了诱惑，但是当时，由于前段时间生病，我已经耽误了许多课程，如果回去，至少需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听领导的意思极为可能的是，如果工作需要，可能就不会让我再回来上学了。放弃学业我心有不甘，但年仅28岁的我也难以抗拒仕途的诱惑，在这种犹豫不决中，我找到余先生，想听听他的主意。余先生没有跟我绕弯子，而是直接了当的告诉我：“你不适合做领导，领导当然也是一门艺术，但和你所喜欢、所追求的艺术可能不是一回事儿。依我对你的了解，还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好。”听了余先生的话，我豁然洞开，当即写信谢绝了原单位领导的美意。
应该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正确、最重要的一次选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我现在算不上是什么成功的艺术家，但以我的脾气，我的性格，如果让我做领导，极有可能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而余先生的那些话，无疑为我以后对艺术的追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那时候，学业上的萎迷曾使我对自己产生过怀疑，觉得自己可能不太是搞艺术的材料，是余先生的话为我点燃了自信的火炬。
三
1986年7月。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临离校前，我去见余先生。本来我是准备向先生道谢的，但面对先生，我酝酿已久的一肚子话竟一句也没有说出来。临走，先生给我题了这样一段赠言：只有不停的创造，不停的做事，你就有无限的可能和无限的前程！
怀着以学识回报江东父老的豪情，我回到了原单位。但我很快发现，这座因袭了太多传统的古老县城和我这个在上海滩熏陶了两年的人的想法竟是那样格格不入，我象个外星异类一样，被排挤、被挤压，甚至有人将我对艺术的追求和理解视之为痴人梦话，狂言病语……在极度的苦闷中，我只好再次求教于余先生。此时已政务缠身的余先生很快 回信了，他告诉我：立足于县城并不意味着眼于县城，你应该去寻找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将自己的视野向县城以外延伸和扩展。诸如此类的信件以后又来过多次。在先生的劝说下，我开始走出县城，做导演，写电视剧，并小有所成，并很快引起了行内人士的注意。
1989年，山东艺术学院决定借用我去当编剧教师。但是我很矛盾，因为调整心态之后的我，在我所效力的县文化馆已经很自由，也很舒服，我与方方面面的关系也开始变得融洽，而去艺术学院工作，年过而立的我不但要饱尝离别之苦，闹不好还会恶化我在文化馆刚刚建立起的良好关系。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余先生后，先生立刻回信告诉我：你现在所得到的自由是自留地式的自由，但要获得人生的大自由，就应该到更大的空间里去。他鼓励我接受艺术学院的聘用，并预言那里可能是一个更适合我的位置。
在余先生的鼓励下，1989年11月，我走上了艺术学院的讲台。正如余先生所言，我在这里找到了更为广阔、更加适合我的发展空间，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我创作、导演了近二百部（集）电视剧，并有多部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另有多部作品获得政府和行业的各种奖项。1999年，由我策划、导演、我所带班学生编剧、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快乐编剧班》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产生广泛影响，竟然导致连续几年全国报考山东艺术学院编剧专业的考生人满为患……
早在1995年，我就在余秋雨先生的极力举荐下，被正式调入山东艺术学院任教，现在已经算是艺术学院资深的编剧教师了。每每站在讲台上面对我的学生，每每回想自己近20年走过的路程，我不能不感谢我的老师余秋雨。是他使我从一个毛毛燥燥的小伙子逐步地走向了人生的健全和人生的成熟。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宽宏大度，他过人的思想，渊博的学识，都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很多一部分甚至已经变成了我必须坚守的人生态度。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余秋雨，起码我还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更多的弯路，起码我现在还没有资格站在讲台上，对我的学生们去谈经说道，去讲述艺术的真谛。所以，不管现在有多少人对我的先生评头论足，说三道四，但面对那些，我通常是自己反复嘟哝一句话：“先别急着挑毛病，你最好到余秋雨的身边去认认真真地做两年学生，你甚至连傍着名人吹自己的毛病也会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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