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 子

——身边女人之二

盖 丁

                               上

佛家最讲个“缘”字。而我和妻子，从相识到拿到婚姻“执照”，也完全有赖于“缘”这个伟大的字眼。

我认识妻子是在一个本家兄弟的订婚仪式上。当时的女方来宾中，有两个身个高挑、长相娇美、穿着打扮都很时髦的女孩，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球。一个邻居远远指着那两个女孩对我说：“这两个里面挑一个谈谈吧。”

 明知道邻居并非出于恶意，我却觉得分外刺耳。因为那时，我们十几个要好的同伴就只有我自己还没找到女朋友。家里一穷二白，父亲老实巴交，母亲又是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我呢，也是个三等“残废”——身高只有160公分，黑干草瘦，乍一看就象个吃不饱穿不暖的非洲兄弟。更要命的是，在事业上又屡屡受挫，“志”比天高的我兵没当上，大学没考上，人民教师队伍没加入进去，文学这块“敲门砖”又迟迟“烧制”不成，还是一天到晚面朝黄土背朝天，继续做着口号中伟大、实际上卑贱如草芥的农民。也许正是这种种原因，导致我走马灯式的相亲一次次铩羽而归。特别让我“愤愤难平”的是，这10多个将我淘汰出局的女孩里，其实有几个我根本打心眼儿里就没看中，当时我都想，为了解除父母的心病，就牺牲一下自己吧。可哪知，这些个我准备做出“牺牲”的女孩子竟然也相不中我。虽然我一丁点儿不曾有什么遗憾，但自信心却因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我牙根儿几乎咬碎了般地发誓：事业成功之前，坚决不再相亲！

    1982年秋的一天，正想趁下雨无法下地干活的机会，去城里新华书店看看有什么新书，我那几个月前订了婚的本家兄弟找到我，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并不顾我拒绝，硬是凭着比我大几份的力气，拖着我去进行第13次相亲。当那个名叫芳的姑娘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几乎有些不敢相信，原来这姑娘就是邻居曾用来调侃我的那两个姑娘中的一个。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这姑娘论身高、长相都在那些淘汰了我的十几个姑娘之上，这哪还有什么希望？不过心凉归心凉，我还是出于礼貌的给对方倒一杯水，又抓一把糖递上。芳姑娘趁势瞄了我几眼，也没说什么话，喝完那杯茶就起身走了。我知道戏到此自然该收场了，正准备撤，突然一个50多岁的女人来了。我那本家兄弟急忙给我介绍说这是芳姑娘的母亲。面对对方的近乎挑剔的审视和盘问，我心里却升腾起一大片希望：芳姑娘的第一关大概是过了，否则还让她老娘来考察我做甚？因了这希望，我倒水、抓糖的礼节性劳动中就自然多了一份殷勤。尽管芳姑娘的母亲深藏不露，没给我透露半点曙光，但我还是预感到，这次相亲已有了六成把握。

    果然，刚刚过了三天，便传来消息，让我再去一次，说是因为芳姑娘的母亲没看清我，而据说芳姑娘的态度却十分明朗：我看清了。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说明芳姑娘已经是“芳心”暗许。我满怀自信上路，并在当晚通过我的兄弟，找到了一个和芳姑娘单独交谈的机会。令我感到意外、同时也感到惊喜的是，芳姑娘竟也是个喜欢读书的人，而且读过的书并不比我少。这无疑在我们之间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也更能吸引彼此的话题，两颗心便也在这共同的话题中悄悄靠拢了。

    这次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对于我的未来婚姻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因为不久我便知道，除了芳姑娘本人，她的家人几乎没一个同意，幸而她父母并非那种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子女的人，她又颇有主见，于是在一片质疑声中，芳姑娘还是跟我确定了恋爱关系。

    质疑的，当然不仅仅是芳的家人，就连一些朋友、邻居甚至我的家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自身条件，还是当时的家庭境况，我能找到芳这样的女孩实在是“赖蛤蟆”吃到了“天鹅肉”。这话不中听，且充满了对本人的歧视，但早已被快乐淹没了的我哪里还顾得上生气，而是一门心思地忙着刷房子，订家具，想赶在春节前完成我的婚姻大事。谁知，当我把一切都准备妥当，向芳的父母提出结婚要求时，却遭到了坚决的拒绝。不甘心的我尽管作出了种种努力，但结婚的事终于还是泡了汤。

    我既失望又万分不满，并把这一切统统倾泄到芳的身上。芳先是解释、后是为父母辩解，但我却一概不听，仍是什么难听说什么，最后甚至说出了这样一句混帐话：“不想跟我就分手！”芳哭了，哭得一塌糊涂。而我，却理也不理，甩手走了。

直到夜里，冷静下来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起床直奔芳家，好不容易叫开门，芳却不肯见我，而是让她母亲传话：“你既然已经提出分手，那就分手吧。”

    那一刻，真如五雷轰顶。天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我狠狠揪着自己的头发，真想煽自己一百个、一千个耳光。我完全真诚的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芳的母亲检查着自己的错误，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诺以后决不会再让芳受委屈，不惹芳生气……但任凭我怎么说，芳始终不肯露面。岳父母的态度也变得暧昧起来，一天，岳母突然告诉我：“我们找人给你们算了一下，说你们俩即使结了婚也不会长久，顶多两年就会分手。”我知道这已经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了，当即说：“我们那儿有好几个算卦算得好的，我回去找他们算一下。”其实压根儿我就对这些“算命”之类的东西深恶痛绝，自然也不会去找什么人“算”，次日一早我赶到芳家，对芳的父母说：“我找了三个算卦的，都说我和芳感情会越来越好，能够白头到老。”岳父母半信半疑地盯着我，却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尽管暂时堵住了岳父母的嘴，但我明白这远远没有解除危险。每天，我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早早赶到芳家，在大家冷淡的态度中，一次次的检讨，一遍遍的海誓山盟。这时，我的恋情亮红灯的事已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我们县妇联都要安排人来出面做芳的工作（尽管那时我在县里也算小有文名，但能惊动县妇联不仅让我吃惊，而且也成为一个未解之谜）。就在这时，一次突发事件使我和芳的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天，我又赶往芳家，却正碰上她家喝醉了酒的邻居在她家大闹。我从他们的争吵中听出，两家是积怨已久。芳的母亲脾气火暴，且唇枪舌剑，让对方难以招架。大感丢面子的醉汉突然大怒，抄起一根木棍就打向岳母，我见势一步冲上去，硬生生从对方手中夺下木棍，连拖带拽把他送回了家，又一番软中带硬的劝解，才终于把事态平息下来……

    中午，岳父母十几天来第一次留下我吃饭，一直躲着我的芳也出现在同一张饭桌上，只仍不肯和我说话。闷闷的吃完饭，岳母吩咐芳：“给小宁倒水。”芳瞪我一眼，不情愿地给我倒上，却又不等我喝，突然瞪我一眼道：“你过来。”就转身去了另一间屋子。我急忙跟过去，芳仍不说一句话，只是狠狠瞪着我，瞪着瞪着，突然两行泪水象决堤的洪水奔涌而下。我慌乱而不知所措，结结巴巴劝她：“你哭什么，你哭什么……”芳扑到我跟前，拳头雨点般打在我胸膛上，打着打着人却一软瘫在了我怀里……

    几天后，芳和我到民政部门领取了结婚证。这件事的峰回路转，让很多人不解，我也是在后来才得知，那天当我冒着被击伤的危险夺下邻居手中的木棍时，芳及她的家人由此认定：这样一个能够在危险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人，完全可以托付终身。我不由暗暗庆幸，如若不是芳家的邻居去借酒闹事，我哪里去找这表现的机会？也许，这是冥冥中老天爷的帮助吧！

    如果说，妻子的容貌曾经让我沾沾自喜，引以为傲，但当结婚之后，随着对妻子的进一步了解，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原来我历经曲折觅到的，竟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结婚之初，家里就背上了近3000元的债。那是1983年，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该知道3000元是一个什么概念。有这3000元，可以造五大间砖瓦到顶的房子，可以买一辆十二马力的拖拉机，也可以开一家小型商店……而如何分担这一笔巨大的债务，曾经在我们和父母之间反复讨论、商量，母亲不会说话，在这个家里基本没有什么发言权，父亲也省心惯了，关乎儿女的大事小事都任由儿女自己解决，基本上是个“甩手掌柜”。每次谈及这3000元的债，父亲都会嘟囔着说：“卖了我这个人也不值这么多钱呀！”要么就把头往胸前一埋，半天不再吭一声。那时妻子刚刚怀孕，我正暗暗担心她会为父亲的态度生气，不料妻子却坦然一笑，说：“别让爹为难了，我们年轻，债就由我们来还吧。”

    我却以为这是妻子说的赌气话，等回到我们的小屋后，我小心翼翼安慰道：“你千万别生气，爹这一辈子借的钱加起来都没这笔债大，他肯定是吓坏了，等以后我找个人给他做做工作。”妻子瞅着我乐了：“做什么工作啊，这债咱还就是了。”我大呼：“这是3000元啊，可不是个小数目。”妻子伸手在我鼻子上刮了一下，嘲笑我道：“3000元就把你吓成这样子，不愧是你爹的儿子。” 其实我内心对妻子的做法也十分赞成，只是不想让处在妊娠期的她有太沉重的精神压力。大概妻子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开导我道：“咱年轻，有点债兴许是好事，有压力才有干劲嘛。”

    然而妻子哪里会想到，她的一句戏言竟成谶语，债，犹如一片巨大的泥潭，几度将我们吞没。虽然长女都已嫁作他人妇，可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我和妻子仍然深陷其中。可以说，我们长达25年的婚姻家庭生活，就只有一个目标：还债！

    当年跟父母分家后，为了尽快挣钱还债，身体羸弱的我先是到一支小建筑队当小工。这种活既累工资又低，自然干不下去，不久又跟人学着做买卖。一次，朋友介绍说北京有一批次品文具盒，价格也不高，可以去进一点货来去学校卖给学生。我托人从信用社贷了1000元款，带着来到北京。不料在一家旅馆住宿时被人偷去300，买回的文具盒又因为质量太差，根本卖不出去。结果这一趟北京之行，钱非但没赚着一分，连这1000元本钱也大半赔了进去。

    后来经人介绍，我又到了镇上的一家企业工作，妻子因为有孕在身，干不了重活，只好在家做一点手工活。虽然挣钱不多，每个月也能有200多元的节余。我们算计着，如果没有意外，结婚盖房欠下的债只需两年就可以基本还清。

    1985年，镇上要编写镇志，我因为多少有一点文名，镇上点名要调我去参加编写。我虽然乐意，但当知道每月工资只有75元时，又犹豫了。妻子即将生产，已不能干活，我如果去挣这点钱，别说还债，就是维持花消也远远不够。可如果不去，这事关我前途的大好机会又将白白丧失。去，还是不去？在我举棋不定时，妻子断然表态：“去吧，困难是暂时的，咬咬牙就过去了。”

    在妻子的支持下，我成为镇政府一个拿笔杆子的临时工，每月上26天的班，拿着75元的工资，除去每天中午5角钱的一顿饭费，再加上不时有的应酬，我实际每月拿回家的还不足50元。节省了又节省，算计了又算计，可毕竟钱太少，根本是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攒钱还债了。而这时，读书于文革期间的我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文学的热爱，像解冻的江水呼啸奔腾不可遏止。只要书店里新进了什么好书，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买回来，哪怕为此少买一件衣服或少吃几顿饭。一次，我去帮岳父母家干活，临走，岳母给了我20元，让我给女儿买点奶粉。我拿着钱直奔附近小城新华书店，一下子花掉14元买下了我心仪已久的两本书。钱花掉自然就不便向妻子透露岳母给钱的事，只好隐瞒着。可纸终于还是包不住火，没过多久妻子就知道了，她气得嘴唇直抖，半天才说出一句：“连这个钱你都敢花！你，你还是人吗？”我嗫嚅着解释：“那书太有用了，对我太重要了。”“比我和孩子还重要吗？”妻子大叫道，接着拿起床头的一本《小说选刊》，顺着书脊撕成两半扔到地上，然后扑在床上痛哭起来。

    我自知理亏，只得再三认错，并赌咒发誓不再买书。妻子止住哭声，狠狠瞪我一眼说：“你以为你发誓我就会信了？我不是反对你买书，你就不想想，过几天就该还贷款了，你拿什么去还？还有那些债，咱也不能老是拖着不还。等把债还上了，有条件了，你就是把天下的书都买了来我也不会说个不字。”

    妻子说到这里，俯身拾起她刚刚撕掉扔在地上的那本小说选刊，取过针线一针针缝了起来。看着妻子在灯下忙碌的身影，我忍不住羞愧难当。身为丈夫和父亲，我不但不能给妻子和孩子创造幸福的生活，而且为了一己之爱好，又屡屡置家庭困难于不顾，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想到妻子自嫁给我后所受的艰辛和委屈，想到人们的白眼和讽刺挖苦，我决定辞去镇政府的工作，找一项挣钱多的事做，以彻底改变家境。可妻子却坚决不同意，她说：“还是坚持一下吧，过几天我也去找个工作，用不了几年这点债就还上了。”

    然而却怎么也坚持不下去了。那是撕书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信用社的那笔贷款到期了，因为旧债未还，我再也没地方借钱了。面对几乎一天一趟往我们家催还贷款的信贷人员，我只得求爷爷告奶奶般一遍遍说着好话。我本来是个性格洒脱之人，可一次次的被人上门逼债，就象当众被脱光了衣服，羞耻得连大门都不愿迈出去一步。实在没有办法，我决定忍痛割爱，卖掉家里那几百册书，以解燃眉之急。当我把这个决定说出来后，妻子吃惊的睁大眼睛盯着我，一字一句坚定地说：“不行，坚决不能卖，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卖书。”说完，抱起孩子就往外走。我问她干什么去，她头也不回地说：“我找孩子她姨去，她当了几年工人，该有几个钱。”我知道妻子是个脸皮极薄的人，别说是借钱，就是平时找人借点东西，她都不好意思张嘴，而且她还晕车，姨妹远在60里路外，她哪受得了这一路颠簸？望着细雨中妻子远去的背影，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妻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就在那一天，我正式从镇政府辞职。不久，经过朋友介绍，我来到县城一家民办学校，负责广告宣传工作。妻子则去了一家砖厂。为了多挣几个钱，妻子干的是拉砖坯的活。这是砖厂最累的活儿之一，一车砖坯重数百公斤，一天上百车拉下来，浑身就跟散了架似的。而且，妻子还要照顾孩子，侍弄田里庄稼，连好好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看着妻子整天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劝她别干了，但她总是摇着头说：“等把债还上了再说。”

    我知道妻子的脾气，一天不把债还上，她连觉也睡不塌实。好在，我在单位的工作顺风顺水，工资也是一涨再涨，如果不出意外，那些压了我们数年的债就可以全部还清，也可以在人前扬起低了多年的头颅。

    谁知这意外偏偏就发生了。那是1988年，我去合肥出差，在一家旅馆喝了被人下了蒙汗药的茶水，一觉睡了整整二十四小时，身上带着的1650元公款悉数被偷。当我满怀沮丧、情绪低沉的回到家时，妻子不但没说一句责怪的话，反而再三安慰我，最后拿出我们好不容易攒起来的1000元，又回娘家借了些，让我抵还给单位。当我从妻子手里接过钱的那一刻，面对她粗糙的双手和晒得黝黑的面孔，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冲动地一把抱住妻子，久久没有放开……

    债终于还清了。这是1990年，我和芳结婚已经整整7年，皱纹已悄悄爬满了我们彼此的眼角，还算浓密的头发中也偶尔可寻到几根白发。女儿已经6岁，即将跨入小学校门，而这时，准予我们生育二胎的准生证也发到了我们手里。要，还是不要？我和妻子犹豫了很长时间，后来终于还是经不住父母、岳父母的再三催促、念叨，一个新的生命又开始在妻子腹中孕育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已经离开那所民办学校的我又接到镇政府的通知，要我出任宣传干事。身份仍然是临时工，只是工资略有上涨：每月85元。我当然知道这85元根本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开销，但镇领导的将来可以“转干”（转为正式干部）的暗示，像一个巨大的蛋糕诱惑着我，又考虑到自己已年过三十，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跳龙门的机会，内心自然是蠢蠢欲动。可工资毕竟太低，该怎么向妻子说？我的心事妻子很快察觉了，她说：“你去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这样的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

    在妻子的支持下，我再次踏入镇政府大门。那时，我虽然只是一个每月拿85元、不足正式干部们工资零头的临时工，但工作上却没有谁按照这个差别来安排、分派。本职工作除外，计划生育、社教活动、提留收取（一个不得人心、不合法理却持续了十余年的强取豪夺农民利益的行为）……等等一个连着一个的政府中心工作，都要统统参加，经常是连周日也不得休息。这一来，家里地里的活儿不得不落在了妻子一个人头上。有时我想请假帮她干点儿，芳总是一口拒绝：“你好好上你的班吧，家里的事我一个人忙得过来。”“可你还怀着孩子。”“这个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干好你的工作，好奔出个前途来。”

    可我还是让妻子的愿望变成了泡影。那是1991年，镇西部山区的300多亩省级样板林被人为烧毁。奉书记之命，身为宣传干事、县委政策信息员的我将其整理成一片不足400字的小文，分别上报县信息办公室和市报。不久，市林业局、林业公安分局来镇上调查。这一下，像捅了马蜂窝，镇长及分管农林的副镇长，当即喊我到办公室严加训斥，而当初指令我整理资料的书记却矢口否认。好在这时，一位得知我报材料的副书记挺身而出，替我揽下了责任。

    不久后我才知道了镇长们暴怒的原因。原来，这片被烧毁的样板林镇上和省林业厅曾签过责任状，按照条款，起码要撤消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所在地的镇长及分管副镇长自然更难逃处罚。后来又进一步了解到，书记、镇长正闹矛盾，无辜而不幸的我就这样实实在在的当了炮灰。

    尽管后来，县委办公室也专门为我找镇领导们说过话，但我很快便发现，所有政府所管辖的部门对我都变得冷淡，没有人再主动找我写报道，整材料，甚至在有这种需要时也是直接找县报、县电视台。我完完全全被孤立起来了。

    烧林事件3个月后，县里分配来三个“转干”名额。没有我。和我要好的党委秘书一再叹息：“毁了，毁了，因为一篇300多字的文章你说多么不值……”我倒不是过分看重“转干”的事，但该如何向妻子解释呢？在此之前，为了避免让怀孕的妻子担忧、害怕，我一直没有把那篇稿子闯祸的事告诉她，更没有告诉她我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我曾天真的认为，父母官们大人大量，不该太会计较我这种无心之过——如果是过的话。谁知他们虽然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位高权重，心胸却如此狭窄。我的心彻底凉了。

    谁知就在这时，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妻子在生孩子时，由于胎盘没有处理干净，结果造成大出血。待到病愈出院时，家里过去攒下的一点存款悉数花光……

    两个孩子，一个病弱妻子，还有需要我们赡养的父母，那八十几元的工资，无论如何都不够花的了，而曾经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的所谓“转干”一事，已彻底化为泡影。再在镇政府干下去，别说不会有什么前途，说不定哪天领导就会随便找个理由把我打发回家。与其将来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还不如现在主动走。怕妻子会阻止，事前我没有透露一点口风，而是直接辞职，造成既成事实。

    芳并不是傻子，对于我突然辞职回家，竟表现得异常平静，始终不问我一句。这一来，我倒是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硬着头皮说：“那个虚名没用，咱还是该面对现实。我想咱做点买卖吧。”“做啥呢？”妻子问。“卖布。我已找工商局的熟人问好了摊位。”我说。妻子点点头：“好，那咱就卖布。”

    借了3000元，我在附近小城的市场摆起了布摊。朋友、同学、老师、亲戚……得知我卖布的消息，都善意的来照顾我的生意，甚至还经常带来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而我，还有芳，感恩于亲友们的热情和帮助，每次都只收成本价，有时还要“买”一赠一。到年底一算，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仅无偿送与他人的布就达近2000元，而那时，一米布的利润连3元还不到。这样算下来，我们不但未能赚到钱，连那3000元的成本都不够了……

    这次经商的失败，让我彻彻底底认清了自己，也认清了芳：我们根本不是经商的材料，既不会精打细算，分厘必争，也不会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也许这正是我们夫妻长期陷于贫困泥沼的原因之一吧。

    从此不再涉足商海，老老实实打起了工。1997年，一直坚持写作的我被省城济南一家杂志聘为编辑。9个月后，我辞职回家，开始了长达10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应该说，这是自我和芳结婚后经济上最宽松的一段日子，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稿费汇单，有时一个月可收到上万元。靠着这稿费，电脑有了，房子盖了，芳的手指也戴上了黄金和铂金戒指。这两枚戒指是我在赴泰国参加笔会路过香港时买的，当我拿出戒指递给妻子时，她责怪我道：“你买这么多戒指干什么！就不能省着点花钱。”我给她一一戴上，有些动情地说：“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戴几个戒指算得了什么。等再攒些钱，我也带你去旅游旅游。”

    然而命运再次无情地把我、把我们这个刚刚过上了一点好日子的家抛向深渊。

    那是2004年刚出正月不久的一天，我早晨下床时突然打了个趔趄，妻子在一旁看到，问我怎么了。我虽然也感到奇怪，但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于是顺口答道：“没什么事。”

    这天下午，我外出归来，刚走进屋，妻子突然问我：“你怎么了？腿怎么瘸了？”我疑惑地看看妻子，又低头看看自己的双腿，说：“我只是觉得腿沉，怎么会瘸了呢？”妻子拉着我到院子里，让我又走了几步，满面惶恐地说：“你真的是瘸了，这怎么回事呢？”不等我说话，就要拉着我去看医生，因为刚喝了点酒，我以为是酒的原因，坚决不肯去。妻子只好给我的一位医生朋友打电话，朋友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让我第二天过去看看。

    谁知第二天早晨起床时，我突然发现那种腿沉的感觉更明显了，而且腿瘸得也更加厉害，到了下午，我几乎走路都有些吃力了。妻子拉着我来到开诊所的朋友处，朋友也感到奇怪，让我去医院查查看。在妻子的坚持下，次日，妻子陪我来到城里一家医院，做了脑部及颈部CT检查，没发现任何问题。

    但仅过了几天，我几乎已经走不了路了，浑身也感到无力，双手拿点东西也感觉吃力起来。我借了一本《实用内科学》，经过比对，我怀疑自己是患了“格林巴利氏综合症”——即“多发性神经炎”。不久后经一家部队医院检查，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

    多发性神经炎是指各种不同病因引起的全身多数四周神经的对称性损害，主要表现为肢远端对称性的感觉运动和植物神经障碍。该病预后较好，而且不易复发。尽管书上白纸黑字这么写着，让我不至于完全绝望，但当病情一天天迅速加重，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以后，一向洒脱的我也还是情绪坏到了极点。我不是怕死，是因为我还有那么多的“放不下”：又聋又瞎的七旬老母还需要我奉养，一双女儿还没有成人，构思已久的许多小说散文还没写出来，收藏的那么多好书还没有读完……我不甘心，我岂能甘心啊！

    其实这时候，芳承受的压力要远远大于我。她既要像照顾婴儿般照顾我的吃喝拉撒，又要在精神上鼓励我、安慰我，深怕我在精神上倒下。同时，因为我们刚刚盖过房子，没有任何积蓄，不喜欢求人的她不得不一次次出面东求西借。由于我已瘫痪在床，许多人——既有血亲、又有交往20余年的朋友——都远远躲了开来，甚至连电话也不敢打一个，结果，原本准备住院治疗的我终于还是因为没有凑够钱（5万元）而只能选择在家治疗。

    为了加强治疗效果，从一开始就给我看病的医生朋友提出给我加用高蛋白。我知道这很有必要，可这一大笔开支怎么解决？就在我准备放弃时，芳一口应允下来。看着我疑惑的目光，芳说：“把那俩戒指和那些邮票卖了吧，怎么也会够你用药的。”戒指是我特意从香港买给芳的，而那数百枚邮票是芳历时数十年一点一点积存下来的，虽然里面并没有什么珍品，但这毕竟也深含了芳多少年的心血，可以说，芳钟爱那些邮票就像我钟爱书一样，成为各自生命中的一部分。设身处地，我心里也万般不是滋味，决定放弃使用高蛋白。芳当然明白我的用意，一边给我按摩着手一边说：“你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能治好你的病，就是割我的肉也心甘情愿。”

    芳的话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自我病倒之后，芳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晚上都要熬药给我烫脚，仔仔细细把我周身按摩一遍，半夜里还要起来给我喂水，换被汗水浸透的被褥……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她那一头原本浓黑的秀发便花白了一大片，脸上的皱纹也新添了无数条，看上去仿佛老了十几岁……我心中暗暗发誓：我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病魔，以报答芳对我无私的爱。

    苍天保佑，我终于在吃了三个月中药、输液三个月、针灸六个月后基本康复。当我拿到病后挣的第一笔稿费，要给芳去买件衣服时，芳却和我来到附近小城的新华书店，给我买回了十几本我喜欢的书……

    不久前，有个年轻漂亮、满腹才华的女友曾问我：“你能不能为我和你妻子离婚？”我虽然知道朋友这是在开玩笑，但我还是郑重地回答：“不可能！”

    芳没有多少文化，也不够精明，但集母亲、儿媳、女儿、妻子、嫂子、妯娌……于一身的她，所作所为并不输于任何一个女人。虽然久经贫困，饱受苦难，但对于金钱财物她却并不那么看重；身为妻子，对于我的众多来往密切的女友她从来没给人脸色看过；每逢遇到有人做了对不起我或我们家庭的事，她很少计较，其大度宽容之心往往胜过于我；而面对恶人恶行，她则挺身而出，好无惧色……

    曾有人把芳比作电视剧《渴望》中的慧芳，虽然芳没有那么完美，但作为丈夫，我还是为自己庆幸，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一个“另一半”。

    芳，下一生继续做我的妻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