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游，可能因此而天性好游。

我这个“毛病”啊，多半是父亲“惯”出来的。小时候，父亲常对我们几个孩子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4岁起，每两年的暑假，父母就会带着我们从西安去北京探望姥姥。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驰名的公园以及和众多表兄弟姐妹们在胡同和四合院里忘情嬉戏的情景，至今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即便现在去北京，每每看到那些熟悉的胡同街道名儿，仍倍感亲切。

9岁那年，父亲到陕西华山脚下的荣军疗养院会诊，把我和姐姐也带了过去。工作结束后，领着我们一起登上了华山顶峰。文革期间，西安的名胜古迹统统被关闭。一天，父亲突然动了带我们去参观半坡村的念头。半坡位于西安东郊，是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靠着父亲“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看门的大爷竟也悄悄将我们从传达室的小门放了进去，我被父亲抱上博物馆高高的窗台过了回儿眼瘾。这些年来，我经常陪同来访的国外学者去半坡博物馆参观，每每总会想起当年和父亲在一起趴在窗外窥视的情景。

13岁时，父母所在的部队从西北调防去西南，全校人员分乘一列列闷罐车皮的军列咣铛着去了重庆。那天车停靠在宝鸡兵站，晚饭后我悄悄钻进了要好小伙伴家的车厢，和他一起兴奋异常地趴在小小的铁皮车窗口，在暮色中数着宝成铁路线上秦岭山洞的数目，数啊数啊，才数到四十多就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在重庆凤鸣山中学上初中，我经常乘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从教室后门溜出学校，拿张市郊通用的公交月票把个重庆市里外玩了个透。

初中毕业，因父亲“特务嫌疑”还没查清，高中也没让我上，只好去距湖北襄樊约50公里的总后第二五七干校投奔了父亲。就在那种恶劣的政治和生活环境里，父亲也曾周日请假，带着我起个大早，搭公交车、“招手停（沿路拦下的卡车、拖拉机等顺风车）”，一路兼程赶到位于古城襄樊城西十多公里的古隆中游玩。这里山峦叠翠，钟灵毓秀，好一个诸葛亮的躬耕隐居地。1972年元月，干校组织部队野营拉练，未成年的我也全身披挂背包、水壶、干粮和枪支弹药，和老老少少的兵们从湖北走到河南，徒步“游览”了黄集、新野等三国古战场，还参观了刚刚并网发电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泛舟于万顷水库的碧波上。后来，中学落实政策招我回重庆上高中，父亲特别为我设计了乘刚刚开通的焦枝线火车去宜昌，再转乘“东方红号”江轮逆川江而上的路线，得以游览了当时仅有一条小街的宜昌、自江边拾级而上的万县县城和险峻的长江三峡。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第451医院。这个驻军医院病人不是很多，但杂七杂八为部队服务的差事可不少。当了个脑外科医生，医术长进不大，但闲差没少出。虽然接（新）兵和招飞（行员）这类好吃好喝的美差从未轮上我这个入伍就穿四个兜的正连职“新官蛋子”，但也“游”到秦岭脚下清江河畔的兰空卫训队教书，“游”到陕南秦巴山区搞流行病普查，甚至“游”到了广西前线。

游兴忒大的我，连上前线都敢动玩儿念。1984年初夏，我和另外几位来自兰空各医疗单位的军医奉命参加军区医疗队，配属某团卫生队赴广西参战。在开往广西的火车上，我先做通了几位刚刚相识的战友的工作，然后煽惑医疗队的老队长：“队长，咱这趟上去，都不敢说能不能活着回来。但不管是死是活，咱是不是先去桂林玩了再说？反正离规定的报到日期还有几天。”没想到我们这位老队长也是个爱玩儿的主儿，一拍即合！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就这样玩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索性利用转车之机，在南宁也玩了个够。当团长一行在宁明火车站迎接我们时，老队长紧紧握住团长的手：“唉，胆囊炎的老毛病犯了，在空军桂林医院耽搁了两天”。“应该，应该，身体重要嘛！”所有的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那几个月里，尽管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异常艰苦，但我还是饶有兴致地品味着不是普通人能够体验的前线生活。友谊关的城门楼下、金鸡山顶的雷达哨所里、法卡山潮湿的猫耳洞内、宁明场站歼击机的停机坪上、板亮地空导弹阵地上，以及龙州的高炮掩体里，都留下过我的身影。后来部队奉召后撤，我和另一位年轻军医彭伟军据理力争，坚决不随部队的军列走（想想小时候几天几夜闷在铁罐子军列里有多没劲！），理由是军区首长有言在先——回来时可以不跟部队走。最后，如愿以偿的我俩拿着从团司务长那儿领到的几个月军饷，像出笼的鸟儿一样飞出驻地，沿南宁、柳州、安顺、贵阳、昆明、峨眉山、乐山和成都，一路游回西安。回到医院后，我们领导念我提着脑袋上战场劳苦功高，将我一路游逛的差旅费一并予以报销。

1987年夏季，我被派往陕南某地的空军航空兵团，参加总后勤部卫生部牵头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我将我的坐骑——捷克-175型摩托车用空军伊尔-14运输机捎了过去。记得飞机上没有固定摩托的装置，飞行员左看看、右瞅瞅，怕摩托倒了汽油外溢，干脆让我骑跨在摩托上从西安飞越秦岭抵达陕西城固军用场站。我们流调组长满心欢喜，将远离驻地的调查点统统塞给了我。私车干了公活，场站的地勤人员当然不能亏待座驾，他们用维护飞机的看家本事为我保养维修摩托，油箱每天也都加得满满的。到了周末，我肯定少不了驮上个场站的兵哥儿们驱车出游。

九十年代自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公派去香港大学读博，其间被大伙儿推上了港大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的交椅。新官上任伊始，适逢香港移民局颁布新政策——内地赴港的学生学者返港时不再要求Re-entry visa（返港签证），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签证有效期内多次往返香港。过去，新华社香港分社每年只批给我们两次返港签证，这有限的两次离港机会只能留给返内地探亲或出国开会，因此往届联谊会每年一次组织大家出游时，只能选择留在香港。这次免返程签证为我的游兴带来了机遇！我马上与联谊会的其他几位同学制定方案，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教科部和深圳市团委的支持帮助下，港大二百多内地学子，分乘五辆大轿车，浩浩荡荡地从位于港岛的港大校园出发，穿过九龙，再经新界黄岗口岸过境，到达背靠排牙山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和深圳小梅沙海滨，兴高采烈地玩儿了两天。这一“壮举”，像颗重磅炸弹扔进了香港大学，校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港大“藏”着这么多内地学子。港大外务处领导和研究生会主席见到我时，都说：“你们真行，能组织那么多人回内地旅游！我们组织过研究生活动，人数就没有超出过二十人。”

出境读书，手里有了护照，周游世界的念头又冒了出来。1995年暑期，我挎着背囊和NIKON相机从香港飞到泰国首都曼谷、海滨芭堤雅和南部著名的旅游胜地普吉岛与PP岛，从此揭开了出国游的序幕。

那些年为了事业和生活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机会和父亲同游。父亲在去世前的那几年，总念叨着带我们去青岛海军疗养院小住。然而，我忙他更忙，一拖又再拖，直到他去世也未能成行，酿成我的终身遗憾。

现在，我的工作越来越忙，周末和节假日都搭进去不说，还要“发作性”废寝忘食，让太太常为我的健康担忧。不过，忙里偷闲的国内、国外游仍在所难免，以至导师鞠躬院士无奈地说：“你要是玩得再少点儿，工作成绩一定会更大。” 此话不假，但只是觉得少了玩儿，我这一生实在是少了太多的生活意义。

看来，要誓将游兴进行到底。